安全与发展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面对和考虑的基本议题。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，灾害种类多，分布地域广，发生频率高，造成损失重，这是一个基本国情。灾害是影响经济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子；同时，我国安全生产形势虽然稳中向好，但也不能低估事故灾难所带来的影响。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应急科普工作，培育安全文化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安全的新需要。
安全文化培育的实践
安全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安全文化建设经过多年工作实践，已经探索出诸多有效途径，取得了一定成绩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发展条件。安全文化培育是一个漫长积累、沉淀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日本、美国等国家注重公众参与与体系建设。日本公民防灾安全科学素质较高源于有完备的防灾计划；“自救和互救在先，公救其次”的理念；丰富多样的科普教材与教育训练；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；积极发挥民间组织纽带、多方协作的作用；重视平台建设、资源共享。美国联邦在各地都建立了培训中心和培训基地，吸收日本经验、推广CERT社区第一应急响应人的培训，较为关注应急技能层面，落实“社区的安全自己来维护”的理念。政府部门FEMA 及相关机构如红十字会、灾害教育协会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：构建专家库；搭建交流平台；加强与公众的联系沟通，多途径帮助公众做好防灾救灾的准备工作，提高灾害应对能力。同时，相关研究单位也都设置了公共宣传科普部门，开展公众服务。澳大利亚根据本国国情，根据其职责所涉领域不同建立了“联邦—州与地方—社区”三层次的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，较为关注志愿者队伍建设、注重社区功能的发挥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我国各地各级政府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越来越重视安全文化培育工作。如广东省深圳市通过推进安全文化阵地建设、丰富安全文化活动、推广安全文化典型模式等方式推进安全文化建设。浙江省温州市通过政府引导支持，充分利用民间资金，建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安全宣传教育示范基地，以点扩面，辐射周围地区。陕西西安市在安全生产月期间，通过文艺晚会等形式，弘扬应急管理正能量，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，培育安全文化。进入新时代，面临新形势，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这项工作，摸清新情况、聚焦新问题，积极开展公众服务，开展相关调研、调查工作，继续推动安全文化培育工作高水平、跨越式发展。
动员公众参与，筑牢人民防线。
公众参与泛指普通民众为主体参与，推动社会决策和活动实施等。应急管理工作要走群众路线，群防群治，筑牢群众防线。比如政府部门协作配合、各司其职，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安全文化培育体系。人民既是贡献者，也是获得者，我们的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，加大对安全文化培育工作的投入，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，让人民更有获得感。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显示：2018年，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8.47%，北京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21.48%。可以看出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升，《全民科学素质纲要》中涉及安全科学素质层面的内容大概占1/4，可见公民安全科学素质的重要价值；毋庸讳言，据调查，公民安全科学素质尚有提升空间。1995年，阪神淡路地震中的幸存者，八成得益于家人及邻居的救助，我国唐山大地震亦如此。2008年，汶川地震中的这一数据高达九成。2011年，311东日本大地震中，社区居民的自助、地方社区里的互助在避难引导，避难所运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总结东日本大地震的经验，人们普遍认为自助、互助、公助应该平衡，不能仅仅依靠公助，要动员全民参与，筑牢应急管理的群众防线。汶川等特大地震发生后，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注，应急安全科学素质有所提升，但是民众安全科学素质水平缺乏数据支撑。公众长期对应急管理工作缺乏了解，让公众理解安全文化，进而理解安全文化工作绝非易事。如在地震科普宣传过程中，淡化宏观异常宣传，降低公众对地震短临预报的期望；对谣言及时进行澄清，营造科学理性的社会氛围，消除封建迷信、伪科学、极端思潮滋生的土壤，把谣言扼杀于摇篮之中。同时可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相关工作内容，让公众熟悉周边的应急避难场所，提升应急安全素质。现阶段，调研显示，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人才分布上来看，安全文化培育存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；同时，我们说安全文化培育工作要关注弱势群体，关注脆弱性，更加要关注基层、关注农村等容易被忽视的地方。积极加大农村地区安全文化传播经费投入，从自然灾害防治角度开展灾前预防科普工作；用好宣传、科技、科协系统的文化或科普传播平台，建立健全农村应急安全科普、文化传播渠道，助力精准扶贫；开展精准安全文化传播，着力解决小城镇、城郊结合部、农村等地区公众科普服务不足等问题。
